[52]习近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2014年1月7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47页。

行政机关在完成形式审查后便向相对人发放许可证，准予其从事相应的活动，若在后续现场审查中发现相对人不符合许可条件的，则撤销许可证。此外，消极许可对实施规制的行政机关也有一定要求，通常要求后者已经建立一套筛选不适格行为者的程序，建立了相应的执法机构，并且具有较低的规制成本。

[17]在先证后核从浙江宁波等地市产生并升级为国家层面的统一部署过程中，可以发现两个与分级制政策试验相契合的核心特征：一是先证后核试验的主导者从一开始就将其定位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一部分，尤其是凸显其缩短审批时间的特征，这与一直以来的简政放权政策导向相吻合，更能够直接契合简化和优化许可程序这一主题。绍兴则将该机制称之为简易程序，采取了类似的流程设计，同样采取了从事前审批转向事中事后监管的规制思路。在目前的实施方案中，形式审查的内容主要包括《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产品检验合格证明与相对人的承诺书。前述先证后核的制度设计，与其说是许可工具的程序简化和优化，不如说更近似于消极许可。根据《行政许可法》第34条的规定，如果单行法增设实质审查，并为此设计了相应的条件和程序，那么，行政机关便应当指派工作人员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以此确保实质内容与形式材料相吻合，而后才能作出许可。

而是需要探寻和发展完善许可工具的替代品，如备案、信用等级管理等，为先证后核这样的许可变体构建独立的运作机制，并借鉴其它国家现有的消极许可制度将其工具化，从而纳入我国的规制谱系形成当中。在其生效次月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通知》制造了一个新的概念，即非行政许可审批。[39]然而，康德认为，这正是人类社会混乱的根源，因为它没有区分出宗教的超越性和哲学的超验性，将柏拉图的理念同时应用到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是不合法的。

源自古罗马的专政一旦被误读为政体形态，凡持异议者的政治权利必定会被剥夺。也就是说，专政是少数能够真正理解历史下一阶段走向的人民代表，用以接引、促使历史向下一阶段发展的工具。简言之，党作为整体其公共意志可以在立法之上，但是，每个党内成员却在国法和党规党纪之下，必须遵纪守法。另一方面，超验理念的对象从未在经验世界上以完整的面目呈现，所以，对于我们运用知性来说，它并不是构成性原则，而只是一种引导性原则：将经验知识的多样性引向和规整为系统化的统一体。

[8] Hermann Heller, Staatslehre,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3, Tübingen: Mohr1992, S.372. [9] Heller(Fn.8), S.364. [10](英)哈特：《法律的概念》(第二版)，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法学家们将这一转型表述为从前法律状态过渡到法律状态。

无产阶级当起而革命，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哈特意识到凯尔森的基础规范实为凌空蹈虚，所以从英国普通法实践出发。在这个过程中，宪法不只是关于某一状态的规范体系，而是从旧状态到新状态的政治变迁的法律规范叙事。历史的进程既包括肯定环节，也包括否定环节，否定环节为历史发展提供了动力源。

[29]人民的立法意志总要转化为行动，这便需要一个执行代表，它代表的不是人民意志，而是人民意志与力量的结合。如何化解社会革命的需求与五四宪法确立的法律秩序之间的矛盾，五四宪法本身并没有给出答案。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判断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已然标榜史册，同这一判断相匹配的法学理论却尚付阙如。因此，无论资产阶级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本质上都指向法律意义上的主权专政。

所以，在为期五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共同纲领》就被五四宪法所取代。例外状态或者革命成功都属于实然状态，而规范状态是应然状态。

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第二种转型范式是说，所谓的国家(state)就是一种状态(state)，自然状态就是自然形成的国家，法律状态就是人造的法治国。

相应地，解决矛盾的办法不再是阶级革命和斗争，而是社会改革，以及为了适应和促进社会变革而应及时做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早在1938年，毛泽东提出党内法规概念时就曾指出：党的纪律是带着强制性的。人民代表如何在转型中发挥作用，这需要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转型法治的逻辑结构，这一结构包括四个必要的环节： ①人民意图进入一种文明状态或更好的文明状态。政治代表是发现和构建合意的主体，获得的是人民的授权。大立法权与执行权是两种基本的权力类型，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方面，二者统一于公意，法律无外乎是公意的宣告，而政府只不过是法律的执行者。凯尔森的基础规范成为一个实践黑洞，吞噬了转型法治最关键的问题，即人民行使主权所需要的代表问题。

从自然状态过渡到法律状态是哲学家关心的问题，但法律状态具体对应的是什么制度形态，这全然是法学家的事情。如果法规范想要获得实现，仅靠国家强制力是不行的，还需具备常规性。

另一方面，共产党作为人民代表既领导人民立宪修宪，也领导人民遵宪执宪，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二)卢梭：从现实状态转型为理想状态中的政治代表 站在霍布斯的肩膀上，卢梭的政治思想有三个关键性的进步。

需要修改行政法规规章的有45件左右。马克思主要是从拿破仑三世执政期间和巴黎公社的政治实践出发，提出无产阶级应当如早期资产阶级那样紧握政治权力的专政思想。

[45]在这个过程中，人民代表不仅是立宪代表，还是社会理性化进程的代表。注释: [1]德语的现代(Neuzeit)，字面意思即新的时代。五、结语 康德从精神哲学的高度指出，人的行为只有两种基本类型，一是判断，二是执行。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是具有普遍效力的规范体系，共产党当然不能自外于法治体系，但是法律制度的基本方向和基本价值决断离不开党的引领和推动。

革命也是理念加以实现的一种形式，不管是古代起义时的替天行道，还是现代革命的纲领与宣言。但是，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本意，特别是如何将之付诸实践，却有着太多的争议。

凡属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需要修改法律的可以先修改法律，先立后破，有序进行。在执行权上，人民是可以且应当被代表的，因为执行权不外是把力量运用在法律上而已。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不止一次地指出：人民一旦选举出自己的代表，就会成为奴隶。马克思的专政观立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史观。

⑤转型法治并不反对形式法治，只是认为形式法治在使得法律体系自身具有自足性和独立性的同时，无法回应转型升级的任务。[35]确切说，主权专政是为了实现立宪法治。[51]另一方面，党可以提出与现行法律不一致的立法建议，但这些建议必须按照法定程序转化为法律规定，也就是必须符合形式法治的要求。正确理解霍布斯思想中的代表，要从他的丛林般的自然状态谈起，代表的作用首先就是使人们摆脱自然状态。

[52]习近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2014年1月7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47页。只不过，资产阶级专政指向的是一套符合市民法治国原则的法律状态，而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

参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22-711页。在法学者看来，无产阶级专政和法国大革命时施行的资产阶级专政在本质上并无不同，都是通往法律状态或理想状态的手段。

[15](美)汉娜·佩蒂特：《代表的概念》，唐海华译，吉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35页。第一种转型范式是指从现有状态转型为某种理想状态，如自由民主法治国或美德的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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